陈立胜：我们的时代需要何种形上学（新中国的形而上学）

这个定义分析起来，就是：第一，最高权力所有者的国家，其行使权力非依据法律不可。

第2款规定这项权利具体包括：在被采取不利措施前，每个人都享有听取意见的权利。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全球性规则经常会被强权国家所控制，牺牲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种体系会侵蚀那些经常遭到忽视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与富有特色的文化传统。

[1]参见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127页。[16][日]和田英夫：《现代行政法》，倪健民等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56]同注43引文，第124页。二是一个人在自己将受到权力的不利影响时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即公平听证规则。[45]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6-27页。

有的国家规定正当程序作为适用于一切司法程序的宪法基本原则，比如意大利。[17]奥地利率先在1926年制定了第一部行政程序法，对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行政法影响极大，随后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1928年）、南斯拉夫（1930年）、匈牙利（1957年）、西班牙（1958年与1992年）、瑞士（1969年）以及德国（1976年）、意大利（1990年）等国家都制定了行政程序法。意大利于1990年通过了第241号关于行政程序与查阅行政文件权利的法律，其中第7条明确规定了个人参与的权利，通知程序开始成为正当程序原则的内容。

[19]该条规定：没有包括在前条（移送到普通法官审理的条款）的案件由行政当局管辖，它们在接受利害关系人的推断及意见后，通过说明理由的法令，事先听取行政理事会的意见，行政理事会在不同情形下可能由法律规定。在有关公共机构的组织条例中规定其职权范围、职能及各职员的责任。1977年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保护个人权利不受行政当局行为侵害》的决议，就规定了个人有获得听证的权利，获取必要事实的权利以及获取法律建议的权利。正如韦德所言：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能容忍。

在意大利宪法的最初版本中没有一个关于法治国以及正当行政程序的明确肯定，而且在1990年8月7日第241号《行政程序与查阅行政文件权利的法律》出台之前，意大利并没有一个关于行政程序的一般性法律，对正当行政程序原则的阐释仅仅体现在宪法法院与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中。[44][法]奥利维埃?多尔富斯：《地理观下全球化》，张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33]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载《法学》2002年第10期，第18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球行政法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正当行政程序是体现全球行政法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决定程序经由程序原则而法治化，这些原则包括法定听证权的保障、所有参与者‘程序武器平等以及程序的公开化。古罗马法学家也认为向民众申诉是一种宪法制度的保障，如西塞罗在《为家屋辩护》中就提到，根据罗马政治共同体的法律，没有经过元老院、民众或者法官的审理，任何罗马市民不能因为违法行为受到身体或财产处罚。

行政机关对其决定负有说明理由的义务。在1990年第241号的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意大利的司法判例对正当行政程序的解释态度也有所改变，宪法法院已经明确地将正当行政程序解释为具有宪法地位的基本原则。[18]如西班牙宪法第105条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被听取意见，葡萄牙宪法第267条与第268条规定了市民参与行政程序、程序公开等。[37]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关于法的全球化的内涵仍有争论。但全球行政规制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个人，因此全球性行政规则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通过影响国内行政法对私人行为产生效力，甚至直接适用于个人，对正当行政程序的规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7]有学者认为，从李维的《罗马史》以及西塞罗的《论共和国》中的记载可以确定向民众申诉制度在罗马王政时期就已经存在，但这在罗马法学者中是有争议的。全球性公司在整个世界中或者某一个局部范围构建自己的空间，不受边境的限制。

在这方面，正当行政程序可以说是对全球行政规制主体进行约束的有效工具，适用正当行政程序制约全球规制机构的主体及方式可能是多样的。最后，正当行政程序是处于初步形成状态的全球行政法出现的主要原则。关键词: 正当行政程序。虽然向民众申诉制度最初是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结果之一，有其产生的特定政治与社会原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它也表明在受到不利裁决之前罗马市民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有权要求公开辩论，获得公平审判。在尊重机密、职业秘密和商业秘密的合法利益的前提下，每个人都有获取涉及其的卷宗的权利。参见[英]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页。

共和国以专门的制度保障贫穷的人在任一法院提起诉讼和进行辩护的能力。除了欧洲法院之外，欧洲人权法院也通过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扩大解释指出了正当程序在人权保障中的重要地位。

行政法的全球趋同与全球行政法的形成是行政法全球化的两个方面，正当行政程序在这两方面的发展显示出行政法已经不再是一国之内的法，行政法的全球化已然成为客观事实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一般认为，行政法的实质在于约束行政权力、保护私人的权利与自由。

参见Aldo Petrucci, Corso di diritto pubblico romano, G. Giappichelli Editore, p. 273. [8][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注释: 本文为2012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意大利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2FXCO37）的阶段性成果，以及中国政法大学优秀中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资助项目成果。

宪法法院第一次使用正当程序是在1962年2月23日的第13号判决中，它承认正当行政程序具有法的一般原则的效力，但只约束大区而不是国家，因此当立法者是国家时可以回避它，并且肯定该原则本身不具有宪法原则的性质。因此，在正当行政程序方面，欧盟法的影响也成为欧盟成员国吸收正当行政程序的一个重要原因。设立了独立或半独立的管制机构。2001年欧洲议会通过的《欧洲良好行政行为法》第16条也规定了个人享有听证与陈述的权利：在涉及个人权利或利益的案件中，公务员应保证在作出决定程序的每个阶段，防御权都得到尊重。

例如，一些国内的法院通过适用正当行政程序对全球行政规则机构进行制约，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受联合国安理会制裁的个人在国内法院起诉未经正当程序就认定为制裁对象而被国内法院受理。[34]L. Torchia. La scienza del diritto amministrativa, in Riv. trim. dir. pubbl.， 2001，p. 1112. [35]陈颢：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构建，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24页。

由上可见，因为传统行政法观念的影响，无论是宪法法院还是行政法院，对正当行政程序的司法解释始终是限制性的，没有将其提到宪法性地位的高度，这种情况一直到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才发生变化。正当行政程序逐渐成为欧盟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它并非是欧盟法明确规定的结果，而是欧洲法院在判例法中所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

[5]董云武：《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5页。社会公众中任何一员的权利或利益将受到即将作出的决定的影响时，在决定作出前，他有权递交书面意见，并且在必要时，有权发表口头意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正当行政程序毫无疑问是行政法全球趋同的重要表现，但是在各国中，正当行政程序具体所包含的内容并非完全一致。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法都发生了变化，正当行政程序逐渐成为行政行为的一项基本原则，甚至在某些大陆法系国家成为一项宪法性原则。在代议制民主下，选举的代表往往不能真正地代表选民的利益，一方面，他们一般由少数的政治精英统治，并且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支配，国家机关与市民社会之间也缺乏有效透明的沟通机制，只有选举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参与管理的需要。全球规制规则通过能够得到普遍承认的正当程序规则的规定来约束与监督国内公权力对此原则的遵守，以保障私人在全球层面得到更好的保障。

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正当行政程序的重要性。法治国的前提是国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效尊重：一旦国家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应该有实定法的规定，特别是宪法的规定，并有明确的监督，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旨在保证这种限制不被超越。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全球行政法本身仍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对其认识与理解仍然存在着疑惑，全球行政法本身的部门性及碎片性使得很难构建一个统一的体系完整的法，也正是如此，更加体现了正当行政程序在其中的重要性。正当行政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确立与发展构成行政法全球趋同的重要方面。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正当行政程序并不总是由国际条约规定的，而是国际司法机构通过判例而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们一般从那些规定禁止任意的条款或者关于合理性的条款中推论而来，比如在世贸组织中，上诉机构便从各成员方的法律秩序中提炼出一些基本的或者全球性的行政法原则，成员国的规则制定程序和裁决程序都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从对全球规制机构进行约束的角度而言，涉及到全球行政法本身存在的缺陷。